
1950年2月的一个清晨,台北北投的凉雾尚未退散,街角豆腐摊前出现一位身影。灰布长衫,袖口磨白,他摸出几枚铜板,递过去,低声说了句“二两”。摊主半晌才认出对方——那位昔日在山西发号施令、如今只是一介闲人的。岁月的反差俨然摆在面前,旁人不敢多言,他自己却若无其事,提着豆腐慢慢走回山腰小楼。
1949年4月登舰南下时,他带走的不过几箱手稿、一只皮箱衣物。枪声渐远,华北天空换了颜色,山西王的头衔就此封存。到台后,蒋介石给他挂了个“总统府资政”,无实权也无差旅费,每月只有配给。阎锡山没有抱怨,反而庆幸落得清静,给好友写信时自嘲“赖活亦快活”。
住处取名“避风岭”,原是日人旧宅,两层木屋,低矮院墙,一棵苦楝树挡住视线。阎锡山在院中支了泥炉,亲手和面蒸馒头,配炒青菜,再煮碗莜面栲栳栳。警卫劝他添些肉,他摆手:“油腻误事,清淡省心。”短短一句,道尽心境。
闲来无事,他翻出旧日笔记,动手整理。自1951年至1959年,他陆续写成《治世要略》《再造山西》《国事管窥》等二十余册,手稿摞起来足有半尺厚。为求准确,他常让机要秘书查对年代数字,连一支骑兵团的编制都反复核实。笔尖划过纸页,仿佛回到晋中平原的晨雾、太原城头的号角,而窗外只有台湾雨声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他并未完全远离政治。1952年政务会议上,蒋介石问:“大陆可否以封闭战拖垮。”阎锡山缓缓答:“地广人稠,封得住海,不封得住心。”一句话,让会场一阵静默。会后有人揶揄他身在异地还敢直言,他笑而不答。那年他68岁,仍保留着留日时那股锋芒,虽已钝,却未折。
生活俭朴却不枯燥。阎锡山钟情戏曲,在台北北门戏台坐在最后一排听《空城计》。演员谢幕时看见他,躬身招呼:“阎师长光临。”阎锡山回礼:“唱得好,莫停。”短短六字,只为鼓励。记者想拍照,他摆摆手,转身消失在人群。昔日保镖簇拥的场景再也不见。

对山西的思念日益沉重。每逢中秋,他命厨房多蒸一屉白面馒头,在案前摆开,点一炉煤油灯,独坐到深夜。警卫不解,其实那是晋北民俗——异乡客借白面寄乡情。阎锡山望着灯火,嘴里念叨“娘子关”“汾河水”,无人能听清。那种割不断的眷恋,在一声声夜虫里愈发清晰。
1959年冬,他病体日显羸弱。医生叮嘱加营养,他仍旧要馒头青菜。有人劝:“老阎,身体要紧。”他淡淡回答:“几十年刀口舔血也扛过,今朝岂在此。”临终前一个月,他取出宣纸,写下自挽联——上联“有大需要到来终能成大事业”,下联“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”,横批只一字“平”。落款书“七十七岁阎某手订”。写完将笔搁在砚台边,轻声道:“可以收了。”
1960年5月23日清晨,北投雾气仍重,旧宅里传出轻微咳嗽,随后归于寂静。守卫推门而入,他已阖目。桌上剩半碗小米粥,一只馒头没动。那副挽联静静倚在墙角,没有悲壮,也没有留恋。

消息传出,台北政坛反应平平,报纸只在角落刊登讣闻。倒是几个山西老兵赶来吊唁,在灵柩前摆上家乡黑面花卷,又点了碗陈醋。人少声低,却合乎亡者心意。有人轻声说:“老长官,这次真的回不去了。”木棺无声,一阵风吹乱纸钱。
阎锡山的遗稿后由中央研究院整理,部分手迹现存台北历史馆。书中有一句反复出现:“兴衰有数,得失在人。”字痕深浅不一,能看出写作时的气力变化,如同他的命运起伏。外界如何评功过,自有不同声音,宅院后那棵苦楝已结新果,枝影摇晃,把一段尘封往事映在残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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